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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統巨頭戴笠的后代,今何在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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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來自:環球網



戴笠和母親


1942年戴笠為即將深入東南日戰區的梅樂思示范將自己化裝成為挑夫


長子戴善武被槍決


戴笠死后,戴家開始破落。1949年5月,戴笠的母親藍月喜病亡。戴笠在1915年與原配夫人毛秀叢生有一子叫戴善武(亦名戴藏宜),外貌酷似戴笠,掛有少將軍銜,任國民黨保安鄉自衛隊主任。1941年5月20日,戴笠電令戴善武,指使特務隊長徐增亮和特務蔡剛,在江山雙溪口鄉山沿,殺害廣渡鄉鄉長、地下黨員華春榮,犯下了嚴重罪行。


1949年5月,江山臨近解放,戴善武見勢不妙,便攜妻兒匆匆南逃,想去臺灣。但才逃到相鄰的福建省浦城縣水北鄉,便被國民黨水北鄉公所武裝殘匪劫獲,搜出美元、金條、美式手槍等。解放軍浦城縣軍管會得到消息后,即派兵擊敗劫匪,將戴善武一行捕往浦城縣城。不料,戴善武在夜間跳窗逃脫,潛回江山縣。1949年9月,根據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李豐平(后任浙江省省長)的指示,戴善武被依法逮捕。江山縣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在戴笠老家保安鄉,召開萬人大會,宣判并槍決了戴善武。到此為止,戴家崩潰了,“戴公館”也被沒收。


戴笠有3個孫子2個孫女,他們分別叫戴以寬、戴以宏、戴以昶、戴眉曼,還有一個叫戴璐璐的孫女,在寄養時夭折了。


原來在戴善武被處決后,其妻鄭錫英將女兒戴眉曼托交給戴笠家的廚師湯好珠收養,自己帶著3個兒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,隨后,便舉家遷居上海。


1953年末,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遵照蔣介石的旨意,派遣軍統特務黃鐸裝扮成漁民,偷渡進入上海。當時,一些敵特分子仍潛伏在要害機關里。黃鐸混進上海后,便與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務黃順發、陸秉章取得聯系,策劃接鄭錫英母子去臺灣。


經過一番密謀后,由陸秉章偷開公安局出口證,鄭錫英改名沈鳳英,偕戴以寬、戴以昶與特務黃鐸一行4人,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車到廣州,然后經香港去臺灣。而戴以宏則因戶口被黃鐸冒名頂替遷出,無法出境,被留在上海。


戴笠孫女戴眉曼女士(右)與丈夫謝培流在家里


孫女戴眉曼生活幸福平靜


再說戴眉曼改名廖秋美,寄養在湯好珠家中,當時她才6歲。在湯好珠的撫養下,戴眉曼漸漸長大并念完小學。由于好珠的家庭生活條件較差,戴眉曼從7歲開始就學燒飯、洗衣、采豬草等家務事。小眉曼不僅人很聰慧,而且非常懂事。到12歲,她就穿上草鞋,和男孩子們一道上山砍柴,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,年年都燒不完。


湯好珠有個兒子叫廖長城,人很老實厚道。戴眉曼在他的帶領下,開始學干農活。到15歲時,戴眉曼已長高了,不僅身體健壯,而且人也勤勞,各種粗細農活都能干。15歲那年,她在生產隊里勞動,一年就掙了2000多個工分,這在當時農村女勞力中,已稱得上佼佼者了。


轉眼幾年過去,戴眉曼已從小丫頭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論相貌,戴眉曼在村里是數一數二的,可許多小伙子都因為她的爺爺是戴笠而駐足愛門之外。


有一次,鄰居大媽給她介紹了江西省上饒市汽車保養廠的修理工謝培流。謝的老家在離保安不遠的廿八都鎮,初中畢業后就到保養廠學修汽車,技術過得硬,人長得也帥,待人很厚道。他倆相親時一見鐘情,小謝還帶眉曼上山采野山楂。但這時,有人勸謝培流不要自找麻煩,免得將來背“黑鍋”。忠厚的謝培流沒有動搖,他說:“戴笠是戴笠,他當特務,眉曼又不是特務,我為啥不娶她?憑啥要背黑鍋呢?


“不要怕,黨和政府不會搞株連政策。眉曼從小在貧苦農民家里長大,黨是不會對她另眼相看的。只要你們雙方有感情,就放心地結婚吧。”鄉干部姜浩聲、毛進洪非常支持他倆的婚事。在當時的情況下,能這樣做的確是很不容易的,所以戴眉曼和謝培流至今仍感激他們。


1960年10月,戴眉曼和謝培流有情人終成眷屬。結婚后,小兩口相親相愛,過了幾年平靜幸福的生活。


“文革”開始后,戴眉曼怕受到沖擊,便和丈夫商量將戶口由廿八都公社遷往上饒市。


戴眉曼到江西后,曾在一家小廠工作過,后來工廠倒閉,便一直在家干家務。她生有兩子一女:大兒子謝明是火車司機,二兒子謝平是個體運輸戶,女兒謝佳麗在一家紡織廠當統計員。


抗戰中的戴笠和蔣介石


孫子戴以宏工作積極


戴善武的妻子鄭錫英由上海去臺灣時,留下了6歲的二兒子戴以宏,由上海市公安局潛伏特務陸秉章托人照料。陸秉章將戴以宏撫養了3年后,終因特務行徑敗露,被上海市公安機關逮捕入獄。自然,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,被陸秉章的妻子送進上海一家孤兒院。


算是絕處逢生。這家孤兒院是由宋慶齡資助開辦的,9歲的戴以宏進院后,并未受到冷落,相反,生活條件比陸秉章家還好。住得干凈、穿得暖和、玩得開心,有些食品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國際福利組織送的。戴以宏在孤兒院那幾年,壓根兒就沒吃過苦。


戴以宏在孤兒院上完小學后,已16歲了。不久,勞動人事部門將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紡廠工作。當時,中央提出青年人“到邊疆去,到農村去,到最艱苦的地方去”的號召,戴以宏立即響應,在全廠職工大會上,頭一個報名去支援農業第一線。于是,他便由合肥市棉紡廠調往安徽樅陽縣農場普農山分場,當上一名拖拉機手,后來又改當修理工。


“文革”中期開展“三查”活動時,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孫子。當時,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點文章,但戴以宏反駁道:“我9歲就進孤兒院,是政府把我撫養成人的。我連戴笠面長面短都不知道!”由于戴以宏平時工作積極,也就順利過了關。


戴以宏1976年在普農山分場與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結了婚。1984年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,兩人便離了婚。不久,戴以宏又與本場一位女工重新組合成小家庭。后來,他成了名7級修理工,他和女兒生活過得也蠻舒心。


后代臺灣聚首


1991年5月6日,戴眉曼專程赴臺灣看望了她的母親鄭錫英。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臺探親。母子5人40多年來第一次團聚。那時,鄭錫英患有風濕性心臟病,經常在床上躺著。人老了格外思念家鄉,她對子女們說:“如果有機會,我真想回去看一看。”


戴笠的長孫戴以寬,也已過花甲之年。大學畢業后又留學美國,獲得企業管理學士學位,現供職于美國,身邊有一子一女。


戴笠的幼孫戴以昶,畢業于臺灣東吳大學,在臺灣省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任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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